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

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可有效保障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捍卫个人权益，促进产业在"安全"中得以"发展"。我国相关立法中规定的企业安全保护义务多为静态性、措施性的管理性义务，不足以防御多变的安全风险；企业安全法规遵从激励机制缺失，合规动力不足；企业信息安全文化的普及力度欠缺。解决以上难题，应基于"法律治理"思维，将"法人治理"定位为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重心。在制度设计层面，适当借鉴美国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在立法监管与企业自治中的有益经验，以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基本原则为指引，充分发挥立法激励作用，鼓励所有企业建立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信息安全"法人治理"结构，对企业董事、高官人员的信息安全义务之履行予以充分重视，增强企业信息安全文化建设，凸显安全文化的价值。     

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机制研究——基于2020年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分析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发生何种改变，目前相关研究较少。当前政府治理的考验集中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文章以该领域为切入点，探索大数据驱动下政府治理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大数据背景下，政府治理能力催生出新的核心能力，即数据治理能力。数据治理能力驱动下，政府治理主体多元化有利于实现政府治理资源的宽范围、精准化动员；政府治理方式实现经验式决策向数据化决策转变，有利于实现政府资源的高效率和公平配置；政府治理客体的精准识别，有利于政府资源的精准化和最优化运用。但是客观上必须具备数据治理能力，主观上必须按照大数据驱动的要求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包括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客体），才能真正实现以数据治理驱动政府治理，进而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目的。而数据治理能力客观上也加速了政府治理体系的重构，进而加快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并最终提高政府治理绩效。在对标大数据应用不同阶段分析常规式返贫阻断和大数据返贫阻断的不足和差距的基础上，笔者提出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和提升数据治理能力等针对性建议。     

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双重路径及其理论意蕴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吸收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科学内涵，沿着以物化理论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和以资产阶级形而上学为对象的现代性批判两条路径，展开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种现代性批判路径既表明卢卡奇在一定程度上站在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原则高度上，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批判，又可以看到卢卡奇深谙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崭新路径。然而，卢卡奇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又戴着“黑格尔眼镜”，使其从事的现代性批判无法摆脱形而上学的理论困境，依然没有达到马克思的原则性高度。     

《正谊堂丛书》与《正谊堂全书》考论

世人对于康熙末《正谊堂丛书》和同光间《正谊堂全书》(尤其是前者)的子目多所不知,甚至还存在张冠李戴的情况。因据《张清恪公年谱》、《正谊堂文集》和《续集》、《正谊堂全书》第一册以及《中国古籍总目》等的相关记载,对康熙末《正谊堂丛书》的编纂和刊刻,以及同光间的重刻情况予以考证,并对二者的部类和子目变化加以比较分析,从而否定《中国古籍总目》等贻误他人的著录。二者的刊刻,对于清代正统理学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生代乡村教师的离职意向与政策改进

新生代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的新生力量和未来的中流砥柱，他们能否安心留在乡村学校从教，关系着乡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为解决乡村教师"留不住"的问题，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6月发布《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从经济待遇、社会地位、专业发展等方面着手，提出了具体措施。但是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前新生代乡村教师的离职意向仍然普遍存在，尤其是其中的男教师和工作在乡村小学的教师；新时代乡村教师的离职意向，受经济待遇、社会地位、专业发展、个人偏好、乡村文化适应性、家庭和学校支持度、教师教育满意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个人偏好和乡村文化适应性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为了更好地留住新生代乡村教师，仍需在"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现有政策支持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措施：（1）重视乡村教师招聘和管理过程中对个人偏好的考察与培育；（2）积极帮助新生代乡村教师适应乡村文化；（3）关心新生代乡村教师的家庭问题，提供帮助和支持；（4）重视乡村学校建设，给予新生代乡村教师更多的组织关怀；（5）出台针对乡村教师的教师教育标准。     

把握新时代幸福观的三个维度

新时代幸福观的哲学之维即从唯物主义出发，在主体上、形式上、目标上继承唯物主义的哲学先进性，为实现人民幸福的实践提供科学有效的理论指向；实践之维在于全体人民结合新时代国情通过劳动实现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实现人民幸福的目标；民生之维在于以人民为中心，力图通过提高生产力完善制度机构，在关注民生和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满足人民需要，实现人民幸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并驾齐驱。     

新时代大学生担当精神及其培育体系的构建

新时代培育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必须提升大学生的担当精神，以建设一支有担当、敢担当的时代新人队伍，这是应对时代诉求与历史使命的必由之路。然而，大学生的担当精神培育既面对着认知新的历史方位、奋力托举中国梦与应对新“忧患”的时代诉求；又要面对围观的看客心态、非科学的失衡心理、认知偏颇的冲击。因此，把担当精神摆在育人的重要位置，从升级育人内容、优化育人环境等几个关键教育环节着手，营造崇德向善、力争担当的社会风尚，将担当精神培育生活化、长效化，进而不断增强大学生的担当意识与担当力。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态势与制度完善——基于2017—201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两年后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亟需理论深入研判。本文以2017—2019年间的司法数据为基础，运用实证方法分析了《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检察公益诉讼在办案数量、办案规则、办案能力、办案力量、办案重心等方面的发展态势：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办案数量增长迅速，并积极推动诉讼规则完善；各地办案数量差异明显，案件分布不均衡；基层人民检察院是办案主力军；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数量锐减，办案重心转向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案数量快速增长，但履行诉前程序、提起诉讼的比率呈下降趋势。这些发展态势的内因是检察机关组织机构改革带来的办案能力的提升；外因是党委和人大增强了对检察公益诉讼的支持力度，化解了制度运行中的部分障碍。未来还需从内、外、广、深四个维度推动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完善：促进公益诉讼检察与三大检察内部融合；建立公益诉讼检察与法治政府的耦合；探索拓展受案范围；建构符合需要的诉讼机制。     

智库、智库产品及智库竞争视角下的智库治理研究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加强智库治理。笔者结合智库内外部治理，提出智库治理的结构模型及影响因素。智库治理包括对智库产品、单一智库以及智库竞争的治理，这三类治理相互影响、相互强化。智库治理问题的本源性因素在于智库产品具有政策导向性、不完全性、难以精确衡量性，而条件性因素在于智库产业环境欠佳、智库人力资源缺乏。可以认为，智库治理应当从内外部两方面入手，围绕建立完善的智库产品及智库评价体系，建立完善公正、公开的多元市场竞争与需求机制，依据相关法律政策，明确智库及智库从业人员的权利、责任、义务、处罚等事项，而培养智库专业人才则应采取多样性、综合性的治理措施。总之，中国智库应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对智库本身及智库产业、市场的治理，才能真正实现为中国的发展蓝图而赋予中国智库的新要求、新任务，真正有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